南方財經記者張雅婷 廣州報道

    乘著互聯網經濟的東風，網絡直播自誕生以來始終保持著驚人的發展速度。據《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5）》及《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與短視頻）行業發展報告（2024-2025）》統計，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為8.33億，占網民總數的75.2%；主播賬號累計達1.93億個，月活躍開播賬號達3326.7萬個，2024年全年直播行業實現營收2126.4億元。

    與此同時，隨著直播經濟的熱度與日俱增，與之相關的司法糾紛和法律問題也大量涌現。用戶使用贓款打賞，法院能否向直播平臺、主播追繳款項？面臨司法追繳時，直播平臺如何保障自身參與法律程序的權利？在未成年人打賞、夫妻一方以共同財產打賞等情形中，直播平臺、主播如何定責與免責？

    日前，由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網絡直播打賞法律困境”學術研討會上，數十位司法機關代表、法學專家、律師以及來自騰訊音樂、映宇宙、抖音、快手、虎牙、YY、斗魚、荔枝等主流直播平臺的產業界代表，就上述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

    打賞是贈與還是消費？

    無論在贓款追繳還是在未成年人打賞、夫妻一方以共同財產打賞等情形中，追問是否應向直播平臺、主播追回款項，首先都需要準確定義網絡直播打賞的法律性質。

    打賞行為本身究竟屬于贈與還是消費？

    “人們通常誤以為直播打賞是贈與行為，但這實際上是一種消費行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謝望原指出，直播打賞整體實際上包含了三個法律關系，即用戶與直播平臺之間的網絡服務合同關系，用戶和主播間的網絡服務合同關系，以及直播平臺與主播之間的合作合同關系。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強也指出，直播打賞并非附義務贈與，而是具有互惠屬性的價值交換行為；主播提供勞務服務（唱歌跳舞等技能）、情緒價值，用戶則通過打賞獲得專屬服務，實現情感滿足、精神愉悅。因此，用戶與直播平臺、主播之間顯然成立服務合同關系。

    事實上，目前的多數相關案件中，法院均支持直播打賞的消費行為說。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發布的典型案例《丈夫在抖音上打賞35萬元，妻子能要求女主播返還嗎？》為例，該案二審終審判決就認為：“隋某在抖音直播平臺為用戶提供直播等服務，孫某在接受主播的服務后，獲得精神層次上的愉悅，將抖音幣打賞給隋某，亦是一種消費行為，雙方之間實際上存在對價給付，即時成立網絡服務合同關系，同時亦即時履行。”

    經過理論分析與案例展示，與會者就打賞行為本身屬于消費行為的法律定性達成了廣泛一致；但就打賞過程中各階段行為的性質差異，與會者之間也存在不同聲音。

    例如，對于用戶打賞前在直播平臺上的充值行為，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法官陶濤認為，用戶在直播平臺上充值兌換虛擬貨幣，目的系為進一步享受打賞等服務內容，并未完全完成消費行為，因此充值應為預付款行為。清華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汪洋則認為，用戶在直播平臺上的充值行為系用戶與平臺間網絡服務合同的組成部分，打賞行為則系用戶與主播有償的網絡服務合同關系，平臺僅充當打賞簿記與績效結算的中介橋梁，在此過程中，平臺、用戶與主播通過兩兩訂立協議形成了三類獨立的法律關系。

    此外，關于打賞金額的高低是否影響其行為性質，部分法學專家和直播行業代表之間持有不同觀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石經海認為，對于金額畸高的打賞款項，應當對其中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的性質分別討論。騰訊音樂娛樂集團高級法務顧問李晨曦則指出，面對多元化的用戶娛樂消費需求，網絡直播理應擁有類似傳統商品的自主定價權。

    涉贓款打賞是善意取得還是款項返還？

    2014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第十一條規定“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財物的，執行程序中不予追繳。作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對該涉案財物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通過訴訟程序處理。”在涉贓款打賞案件中，直播平臺、主播是否應當成為贓款追繳/退賠的執行對象？換言之，直播平臺、主播對于打賞贓款是否存在善意取得的空間？

    對此，謝望原指出，直播打賞行為的性質，決定了涉案贓款是否應當追繳或責令退賠。如果將涉案贓款直播打賞認定為贈與行為，則可以追繳或責令退賠；但若將打賞認定為基于服務合同的消費行為，則平臺或主播在不知道打賞錢款是贓款前提下收受的打賞款，構成善意取得，就不應被追繳或責令退賠。

    孟強表示，在商業高度發達的今天，要求頻繁交易的主體對每一筆交易資金的來源進行核查無疑是過度苛責，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嚴格執行贓款的“一追到底”，將會導致任何交易主體對所要達成的交易懷著高度不安全感，以及對自己是否擁有交易所得財產所有權的極度不確信，影響商品交易的效率。在涉贓款打賞情形下，針對平臺、主播應適用“推定善意”規則，即以認定善意取得為原則、以追繳/退回為例外。

    不過，孟強同時表示，在主播明知打賞款項來源，或通過“殺豬盤”式詐騙等不正當手段獲取打賞的特殊情形下，相關款項應予追繳。此外，在用戶打賞過程中，直播平臺必須盡到自身的合規義務、提示義務、協助義務，主播也須盡到理性人的合理注意義務。

    在“是否”追繳之外，追繳“多少”的問題也亟需回答。會上，映宇宙集團安全合規總監浦洋提出了一套平臺責任與追繳比例的階梯式認定框架，若平臺存在故意/重大過失，按贓款金額全額追繳；若平臺存在一般過失，則在扣除合理成本和已繳納稅款的情況下，按分成比例部分退賠；若平臺無重大過失，則應適用善意取得，判決向被告人追繳。

    如今，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國民事領域也已奠定根基。民法典第311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若受讓人受讓時是善意，以合理的價格轉讓，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

    近年來，由夫妻一方以共同財產打賞所引發的相關糾紛有不斷增多之勢。在此類案件中，直播平臺、主播能否適用善意取得？配偶方與直播平臺、主播的合法權益又應如何平衡？

    對于這一問題，汪洋指出，對于夫妻一方直播打賞款項，應區分不同情形進行處理：若直播內容含有淫穢、色情等低俗信息引誘用戶打賞的違法或背俗情形，則打賞行為無效，另一方有權請求直播平臺返還已打賞款項，但充值行為的效力原則上不受違法或背俗打賞行為的影響，除非用戶以實施打賞為目的充值并即刻全部用于打賞；若夫妻一方未經另一方同意，明顯超出家庭一般消費水平打賞，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的，可在婚姻法維度通過婚內析產或離婚財產分割規則，保障配偶在婚內析產或離婚時多分的權益；上述救濟不足時，還可通過在財產法維度認定構成無償或低價處分，撤銷相應部分的打賞行為。

    孟強也指出，網絡直播中，主播隱瞞已婚事實、通過誘導談戀愛的方式引導打賞的行為，其所獲打賞構成不當得利，民事及刑事程序中的相關利益方均可主張返還或者追繳。但有區別的是，在民事程序中，打賞者相關方只能要求返還處分無效的部分；而在刑事追繳中，相關款項則可全部列入追繳范圍。    

    物權變動與交易安全保護需兼顧

    近年來，涉贓款打賞案件頻頻引發社會熱議，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較高的涉案金額。

    孟強在會上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在涉贓款打賞案件中，最高涉案金額達2300萬元，涉案金額的中位數達27.70萬元，犯罪所得金額和贓款打賞金額分布最多的區間均為10-50萬元之間。這也意味著作為案外人的直播平臺、主播一旦遭遇追繳，其現金流和正常經營都將受到極大干擾。

    相比于經濟上的隨時承壓，直播平臺更為憂心的是其在涉贓款打賞刑事案件中的訴訟參與權和救濟權缺位問題。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法務總監田磊表示，司法程序課以他人不利益的，則應賦予其申訴抗辯的權利。但在涉贓款打賞刑事案件中，直播平臺作為案外人，往往在未參與訴訟程序的情況下直接被列為履行義務人，其參與程序的訴求頻繁遭遇“程序后補”的司法回復。他認為，只有在相關案件的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刑事審判及執行階段，申訴、抗訴等審判監督階段等全過程中，保障平臺的知情權、閱卷權、申訴權等程序權利，方才符合司法公平精神。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郭爍也結合多個實際案例指出，實踐中，部分法院在刑事案件退賠執行階段存在未經正當審理程序“突襲式”劃扣案外平臺錢款的現象，其訴訟參與權和救濟權也因缺乏具體程序規則而難以真正行使。對此，他建議通過確立刑事案件中的對物之訴制度，明確涉案財產追繳的程序標準，保障案外人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以維護司法體系的公平性、透明度及公信力。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建偉同樣表示，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關于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堅持正確人權觀的指引精神，解決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超范圍、無期限、隨意性查封扣押凍結以及財物被毀損使用等亂象，需要系統化重構我國刑事案件中對涉案財物的處置制度，建立事先司法令狀制度、事中司法審查制度、查扣凍期限限制、司法裁判權前置，確保辦案部門的利益祛除，維護案外人的參與權利，以及時填補制度空白。

    但他同時也提出，數字時代直播平臺的商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人性弱點制造消費誘惑，因此平臺理應承擔一定社會責任，建立防控機制，引導理性打賞，以妥善回應新興數字經濟帶來的法律挑戰。

    經過探討，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當前，直播平臺、主播面臨的贓款追繳、未成年人打賞及夫妻一方以共同財產打賞的退還等問題，涉及物權變動與交易安全保護的核心爭議，必須審慎考量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在這些特殊場景下的適用。特別是對于將贓款用于直播打賞場景的治理，更需兼顧法律規范、技術防控與行業自律，超越單一部門法的視野，進行真正的“刑民交叉”“刑行民銜接”的綜合式研究。

    與會者共同建議，未來，立法和司法部門可進一步研究細化贓款打賞案件中善意取得的認定標準，完善贓款追繳的司法操作規則，在進一步增強司法公平性、透明度、公信力的同時，也為直播平臺的技術與商業模式創新指引合規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