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珈 梁婧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去杠桿政策的實施，近年來我國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的勢頭得到了初步遏制，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穩中趨降。但隨著過度負債文化的興起，住房抵押貸款的快速增長以及新興消費金融的蓬勃發展，近年來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快速上升。相比非金融企業債務，居民債務一旦出現問題將難以解決，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更大，不僅會降低居民儲蓄、抑制居民消費，還使得居民儲蓄下降，抑制經濟可持續增長，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一、近年來我國居民杠桿率明顯上升

    近年來，我國居民杠桿率（居民債務/GDP）快速上升，由2008年一季度末的18.8%上升至2018年一季度末的49.3%，十年間上升了30.5個百分點，上升速度快于多數國家和地區。同期，全球及主要發達經濟體國家的居民杠桿率逐步下降。全球及發達經濟體國家居民杠桿率分別從2008年一季度末的67%、83.2%下降至2018年一季度末的61.8%和75.2%，分別下降了5.2個百分點和8個百分點。其中，美國居民杠桿率更是下降了21.3個百分點。

    居民杠桿率的快速上升加大了居民償債壓力。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我國居民債務本息收入比（居民債務本息/可支配收入）也由2009年的6%左右上升至2017年的12.8%，已經超過美國和日本。根據筆者測算，我國居民債務收入比（債務/可支配收入）從2008年的31%增長到2017年的近80.3%，日益接近德國、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水平。但相比OCED國家132%的平均居民債務收入比仍有一定差距。

    與歐美等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居民負債主要集中于個人住房按揭貸款。2018年6月末我國居民個人住房按揭貸款余額為23.8萬億元，占居民總負債的60.8%。再加上公積金貸款（2017年約為7.56萬億元）、“首付貸”等，居民實際的住房相關貸款占居民總負債的比例在70%以上。住房按揭貸款增速明顯快于居民總負債增長速度，2013年至2017年，住房按揭貸款年均增長24%，同期居民總債務年均增長9%。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費觀念正在發生改變，由過去習慣存錢、擔心欠債、謹慎消費的生活方式向少存款、敢借貸、超前消費轉變。不少80后、90后甚至00后通過網上借貸平臺、銀行卡透支等超前消費。2018年8月末，我國消費性貸款規模達31.5萬億元（預計2018年末將達到36.6萬億元），近年來一直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速，遠高于美國4%、歐元區和日本2%左右的年均增速。2009年至2018年一季度末，我國信用卡貸款年均增長32.9%，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出17個百分點。消費貸款的快速增長，也帶來違約風險的增加。個人信用卡不良貸款率高企，2016年為1.9%，比個人貸款不良率高1.14個百分點。

    目前，除了銀行貸款外，居民還可以從消費金融公司、電商平臺、互聯網分期平臺和小額貸款公司等獲得貸款。由于缺乏完善的個人征信系統支撐、風險管理模式尚不成熟，這些新型消費金融機構快速擴張的同時風險也在集聚，衍生出“裸貸門”、信用卡套現黑色產業鏈、逾期暴力催收、“現金貸”變相高利貸等市場亂象。近期部分互聯網金融平臺通過手機回租等方式將“現金貸”業務變身為“回租貸”，名為租賃、實為借貸（“名租實貸”），并強行搭售會員服務和商品變相抬高利率。這些不僅擾亂金融市場秩序，還使得大量低信用人群進入信貸市場，導致居民債務規模迅速累積。

    二、居民杠桿率快速攀升將導致經濟金融風險

    國際經驗表明，當居民杠桿率超過30%，其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將由正轉負；一旦超過65%，將給經濟金融穩定帶來沖擊。

    一是債務過度擴張將透支居民消費潛力，抑制消費能力。居民債務增長遠超收入增速將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特別是低收入群體持有債務占比較高的國家，其債務過快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更大。經過多年的調整，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2018年上半年達到78.5%）已遠遠超過投資和出口（2018年上半年，其對GDP增長貢獻率分別為31.4%和-9.9%），一旦消費動力減弱，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二是杠桿率上升降低居民儲蓄率，影響投資和經濟增長。居民杠桿率快速攀升，不僅加大償債壓力、擠占消費，還會降低居民儲蓄率，導致投資率下降和經濟增長放緩。2017年，我國居民存款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2010年的25.4%下降至12.7%，國民儲蓄率也從2010年的51.2%下降至46%（國民儲蓄是指投資可用資金來源，對應當期沒有消費掉的所有收入，包括存款、理財、貨幣基金、股票投資等，居民部門儲蓄構成國民儲蓄的一部分）。未來，隨著金融脫媒的加快、老齡人口占比的上升，儲蓄率還將持續下降。

    三是債務過度擴張帶來虛假繁榮，增大系統性金融風險。居民債務增加會造成經濟虛假繁榮，扭曲市場預期，引起居民非理性負債。樂觀預期下銀行也傾向于放松信貸條件，增加對居民部門貸款，推高資產價格。一旦債務難以持續、資產價格大幅下降，容易引發經濟金融市場的動蕩調整。通常，非金融企業債務可以通過債務展期、債轉股等方式來實現“以時間換空間”，促進債務風險逐步化解。與非金融企業債務相比，居民債務問題更難以解決，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更大。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居民債務迅速積累。

    三、政策建議

    長期以來，居民部門低債務、高儲蓄是我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和比較優勢之一。但近年來我國居民過快負債、杠桿率攀升，將對未來經濟金融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針對這一新現象、新問題，需要高度重視、合理引導，有序控制居民杠桿率過快上升。為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未雨綢繆，引導居民理性消費、合理負債。吸取美國鼓勵過度消費、超前消費導致經濟金融失衡的教訓，引導居民理性負債。一是避免形成超前消費的社會環境，對消費金融公司等的過度宣傳、誘導性推廣等加強審核和監管。二是開展消費者金融教育，幫助公眾學習現代金融知識，提高債務風險意識。三是加強消費者保護，建立消費者投訴信息收集和反饋制度，識別潛在的消費者保護問題。

    第二，充分運用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審慎發放居民部門貸款。一是引導金融機構更加審慎發放居民部門貸款，適時采取提升貸款價值比例、貸款收入比例等宏觀審慎政策。二是加強資金流向監管，防范其以各種形式流向房地產市場。三是將網上借貸納入個人征信體系，多方位、全口徑監測居民債務信息。

    第三，實行統一監管，避免監管套利導致的風險轉移。

    借鑒國際經驗，對從事消費貸業務的各類機構一視同仁，在牌照準入、信貸額度、限制杠桿等方面建立統一的監管標準。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對同一類金融業務實行同樣的監管標準，避免監管套利。針對“名租實貸”等新型消費金融加強監管執法。

    第四，糾偏住房過度消費傾向，引導住房消費回歸理性。一是針對當前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現象，提高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精準性，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二是對地方政府“明調控、暗刺激”行為進行糾偏，形成房地產調控合力。三是加快財稅體制、貨幣金融、土地供應等一攬子的改革來推動房地產長效調控機制建立。四是穩步推進房地產稅，改變目前因較低的持有成本導致的房地產過度投資投機。同時，房地產稅的推出需要充分考慮實體經濟承受力及居民整體稅收負擔。

    第五，建立居民部門債務風險預警和監測機制。借鑒美國等國應對家庭債務危機的經驗，加強對居民部門債務風險的預警和監測。一是實行差別化的家庭負債控制措施，分區域（不同城市）、分主體（不同收入群體）監測居民負債狀況。二是監測房地產價格變化、抵押貸款比率和家庭收入變化對居民短期償還能力的影響。

    （作者單位：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