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朱寶琛

    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6月14日表示，打貿易戰沒有贏家，大家都輸。他同時擔憂稱，“貿易領域產生的問題有可能再度觸發全球多個國家競爭性貶值”。

    當天，在第十一屆陸家嘴論壇（2019）的“全體大會五：全球經濟增長新視野下的中國金融開放”上，周小川和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獲得者、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羅默一起，就多個話題進行了闡述。

    為何“打貿易戰沒有贏家，大家都輸”？周小川解釋稱，首先從宏觀上來講，增長放緩或者收縮會帶來副作用，一般采取一些更為積極或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調整經濟增長速度、增強信心方面，貿易摩擦會打擊不同人的信心，也打擊了金融市場。這種情況下，宏觀政策的調整肯定會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與此同時，這些宏觀政策一般是總量政策，它的針對性很難直接補償到那些因為貿易受到損失的出口者和進口者。有一些出口產品出不出去了，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想傳導到具體的點是有很大難度的。不只是美國，各個國家都一樣。這些政策雖然有正面的作用，但針對性不可能太強，不可能對癥下藥。在短期宏觀政策調整下，還是應該追求更治本的辦法。

    鑒于此，周小川提出兩個治本辦法：一是通過貿易談判，通過WTO改革使搞錯的貿易政策回歸正常，這是對癥下藥；二是對于中國來講，對美國出口減少的部分要盡可能通過擴大銷售渠道出口到其他國家，中國這方面的潛力還是蠻大的。

    “政策制定上要有一些鼓勵出口多元化發展的進程，用兩三年時間慢慢可以找到新的出口市場，建立起新的出口市場。”周小川說。

    但他同時指出，出口多元化以后，金融現象反過來對匯率會產生一定的壓力，一方面宏觀政策要作出一些響應，另外一方面還要治本，貿易上出的問題還是要靠貿易上的辦法來根本解決。在這個解決過程中，肯定對金融市場不同產品不同板塊會產生一些沖擊。

    談及人民幣匯率問題，周小川稱“個人對于人民幣匯率的走向最近沒有太多研究”，但貿易領域產生的問題有可能再度觸發全球多個國家競爭性貶值。出現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希望受到損失，往往造成的可能性就是匯率貶值，就容易再度出現像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所謂競爭性貶值。

    “G20國家曾經在上海開會時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曾達成過共識，大家要共同努力防止出現競爭性貶值，這是G20工作機制中取得的一項很重要的成果。”周小川說，貿易戰如果打起來，很容易再次出現匯率的變化，有可能過去達成防止競爭性貶值的共識會重新受到挑戰。如果大家都靠競爭性貶值的話，整個世界的金融秩序也會混亂，大家都不會得到好處。

    他同時表示，現在有很多是市場參與者做出的反應，他們覺得受到損失了，需要作出調整。“我希望這件事情，一是隨著貿易政策爭取調整回正軌，這樣信心可以得到恢復。二是G20大阪峰會馬上要召開，全球金融穩定理事會應該借這樣的場合，重點研究這個問題，對全球金融市場給予一定穩定的信號。”

    此外，周小川表示，中國金融需要巨大的轉變和改革，過去基礎是集中型計劃經濟，那時候沒有真正的銀行，后來我們先把銀行體系建立起來了；沒有直接融資的市場，特別是股權市場很薄弱，因此相當長一段時期里風險投資和支持科技發展的融資方面都很缺乏。

    “現在我們所有這些都是靠開放帶來的，靠開放才知道怎么改，這是一點點的過程。所以開放對中國來講是非常必要的，進一步的金融開放非常重要。”周小川說。

    他同時表示，在中國，不管在銀行市場、保險市場、資本市場中，外部資金或者外部機構所占的比例還非常低，所以有很大的潛力。對外開放過程當中，本幣要從過去的估值扭曲、限制較多慢慢走向可自由使用可兌換，但一定要注意當前世界資本市場有時候是有異常流動的，同時還要有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等這些必要的管理。

    談及人民幣的使用和下一步前景，周小川認為“很大程度上和美元有互補性”，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在美元發生，美元波動了，流動性不足了，創造了機會大家就尋求使用人民幣。

    “從我當時做央行行長角度來講，那個時點出現對于人民幣的需求超出我們事前的預料，大家既然有需求，對于全球的貿易結算、貿易融資、對于鄰國金融信心的穩定有好處，我們就推進。推進過程中，有的階段美元或者歐元表現非常好，這時市場參與者會覺得這挺好的，就有一個互補的過程。”周小川說。

    上海想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還需要做些什么？對此，周小川說，金融中心核心可能就是資本市場里的這些內容，在如今電子化非常強的時候，金融業務中有很多業務在哪個地方運作都可以，不需要人聚集在一個城市，通過不斷見面，不斷討論來做事情，需要看到金融中心哪些事最需要大家聚集到一起來做。

    同時，強調股權市場的重要性，強調標準必須要提高，特別是提高會計標準。同時還要考慮和國際標準的接軌，貨幣可兌換程度需要提高。另外，監管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以金融產品為主的市場需要按照標準強化監管；人才聚集、信息通暢都需要不斷往前推進。

    保羅·羅默認為有兩個非常大的機遇：第一，發展一個更好的、基于股權的融資系統，股權是一個非常好的融資方式。第二，從更大程度上來說，在城市大規模發展方面，可以通過“一帶一路”進行，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一帶一路”項目。創造利潤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上海引領打造一個金融系統，可以給中國公司提供一些股權融資，甚至是世界上更多的地方。上海也可以把各種各樣的架構放在一起去調動很多資源，在“一帶一路”上做大規模的基建或者城市設計。

（編輯 孫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