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加稅道路上越走越遠。在4月初計劃將企業稅從21%升高到28%之后，拜登政府又計劃將年收入超100萬美元人群的資本利得稅從目前的20%提升至39.6%，疊加投資收益附加稅和州層面的稅收后，包括紐約、加州等地區在內的富裕人群資本利得稅將超過50%。

    對此方案，高盛大呼，一旦成行，將是美國富有人群100年來支付的最高投資收益稅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一比率從未超過33.8%。過去多年，美聯儲量化寬松推高資產價格，加劇貧富分化，索羅斯、巴菲特等美國超級富豪曾多次發布聯名信，呼吁政府“對自己開刀”，征收適度的“富人稅”，試圖緩解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

    但在疫情沖擊下，貧富懸殊問題變得更為棘手，美國經濟學家甚至發明了“K型復蘇”一詞，代指一部分人的財富大增，但相當一部分人的實際收入、就業和生活水平是惡化的。美聯儲報告顯示，2020年美國最富有的前1%和10%人口分別占全部家庭財富的30.5%和69%，最窮的50%人口僅占全部家庭財富的1.9%。

    此刻，拜登政府不斷提高美國富人階層的稅率，既是無奈之舉，也是一個必然。當前，美國政府債占GDP比例高達140%，超過二戰最高峰，入不敷出，非金融部門債務占GDP的比重上升至280%。

    在龐大債務負擔下，拜登政府為了拯救經濟，還要繼續擴大財政刺激力度，推出2.25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一攬子計劃。為了基建籌資，美國財政部公布了《美國制造稅收計劃》，對上一任政府減稅政策改弦易張。

    但是，對富人加稅設想能否成真，外界并不看好，因為任何這樣的上調都需要國會通過。高盛就認為，翻倍的富人稅只是拜登政府的一廂情愿，美國國會最多通過28%的稅率。最后結果如何，有待進一步觀察。但是，美國這幾年在減稅和增稅之間反復，反映出美國債務危機的深化，也給了我們一個提醒：如果沒有財稅改革做基礎，沒有充足的財源做基礎，推動產業創新升級和緩解貧富懸殊問題都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