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勢再度轉弱。分析人士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主要是由短期、階段性因素引起，進一步貶值空間有限。在可控、有序范圍內，人民幣匯率波動有助于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自動穩定器”作用。

    各經濟體之間經濟運行及政策差異，決定了雙邊匯率大體走勢。然而，無論是經濟增長的差異，還是政策環境的不同，都難以解釋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現象。一方面，得益于較早較好控制住疫情，中國經濟率先恢復，并且受最新出臺的政策支持，經濟表現可能好于其他主要經濟體；另一方面，在非常時期，我國雖加大了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出臺了一些非常舉措，但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中美利差處于歷史較高水平。這表明經濟增長、政策周期等趨勢性影響因素并非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推手。

    人民幣貶值主要是由短期、階段性因素引起。主要是美元走強，人民幣被動貶值。

    應看到，這些因素不具可持續性，其影響可能衰減。因美聯儲實施超大規模貨幣寬松及疫情沖擊趨緩，美元指數難以進一步大幅走高。有鑒于此，再考慮中美經濟增長、政策環境的相對表現，預計后續人民幣繼續貶值空間有限。同時，我國具有較為充裕的外匯儲備，近年來在應對匯率波動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政策工具儲備充足，使得人民幣匯率出現無序波動的可能性較小。

    應該看到，人民幣匯率出現一定的波動是正常的、合理的，可控、有序的波動利大于弊。

    一方面，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不斷變化，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應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另一方面，匯率波動更多體現了市場化特征，符合人民幣匯改初衷。

    2015年匯改之后，外匯管理部門強調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2018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顯著增強，外匯管理部門要求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這均表明，人民幣匯率展現出更大彈性符合政策導向。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現雙向浮動，也是提高宏觀調控主動性和有效性的需要，有助于應對外部沖擊。事實上，近年來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自動穩定器”作用已得到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