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9月5日，浙江證監局發布一份內幕交易罰單，作為某地方政府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趙某剛內幕交易“明牌珠寶”獲利37.89萬元，最終被證監會罰沒287.89萬元。

    《證券日報》記者據公開信息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證監會和地方證監局開出內幕交易罰單68張（含2張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同比明顯增多。同時，年內查處的內幕交易呈現四大特點：內幕交易領域呈多樣化、上市公司“關鍵少數”帶頭、“窩案”頻發、內幕交易可轉債。

    受訪專家認為，整治內幕交易“頑疾”，需要防打并舉。防范方面，需要加強上市公司合規管理，從各方面各環節減少內幕信息泄露；打擊方面，需要利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對內幕交易行為進行精準識別，并加強合作，共同打擊內幕交易行為，此外要盡快完善內幕交易的民事賠償制度，提高違法成本。

    打擊力度加大

    據記者統計，上述68張罰單的處罰對象涉及1家上市公司和87名自然人，合計罰沒金額超過6億元，對內幕交易的打擊力度明顯加大。

    談及今年內幕交易罰單增多，浙江六和（寧波）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張志旺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一直以來，內幕交易是資本市場的“頑疾”，隨著我國法律的完善、大數據的運用和打擊力度的加強，內幕交易的處罰也隨之增多。

    從年內證監會查處的內幕交易案來看，有四大特點。首先，內幕交易領域呈多樣化。并購重組依舊是內幕交易重災區，與此同時，定增、分紅、分拆上市、業績預告等領域內幕交易增多，還有2例是避損型內幕交易。其中，有4份內幕交易罰單涉及定增，如于某因工作原因知悉福日電子定增的內幕信息，汪某政在內幕信息敏感期與于某等聯絡接觸，2人內幕交易“福日電子”被合計罰沒6370余萬元。

    其次，上市公司“關鍵少數”帶頭內幕交易。如贛鋒鋰業董事長、時任總裁李某彬在贛鋒鋰業籌劃收購江特電機時，安排贛鋒鋰業時任董事會秘書歐陽某，利用“贛鋒鋰業”證券賬戶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交易“*ST江特”股票，最終，江西證監局對贛鋒鋰業和兩人罰沒502.11萬元。

    再如8月20日，新萊應材公告稱，收到江蘇證監局下發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認定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李水波構成建議他人內幕交易違法情形；時任董事會秘書郭紅飛，公司副總經理、董事會秘書朱孟勇，財務部門工作人員賈巧玲、方豐，構成內幕交易違法情形。江蘇證監局擬對5人罰沒767.43萬元。

    再次，內幕交易“窩案”頻發。8月份，廣東證監局對涉內幕交易科達制造開出5份罰單，在科達制造籌劃控股子公司安徽科達分拆上市敏感期內，科達制造員工、中介機構人員等5人內幕交易科達制造，被廣東證監局罰沒892.12萬元。8月下旬，證監會對涉內幕交易榮盛石化開出4份罰單，在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入股榮盛石化敏感期內，4人內幕交易榮盛石化股票，被證監會合計罰沒1477.14萬元。

    最后，內幕交易可轉債。1月份，山西證監局對張某、余某東內幕交易“本鋼轉債”“攀鋼釩鈦”“凌鋼股份”“凌鋼轉債”開出罰單。其中，在鞍鋼集團重組凌鋼集團敏感期內，2人同時內幕交易“凌鋼股份”和“凌鋼轉債”。最終，山西證監局對2人罰沒587.21萬元。

    提高內幕交易違法成本

    今年以來，對內幕交易的刑事追責力度加大。例如，7月份，某上市公司發布公告稱，公司控股股東已收到了法院出具的《刑事判決書》。因犯內幕交易罪，控股股東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90萬元。同時對控股股東的違法所得32.73萬元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8月份，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召開證券期貨犯罪審判情況新聞通報會。據介紹，該院共受理證券類刑事案件47件，其中，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42件，成為當前審理證券犯罪案件的“第一大罪”，占全部受理案件的89.36%。

    “隨著證券法的修訂、刑法修正案的出臺，我國關于打擊內幕交易行為的立法體系已日趨完善。”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智斌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在執法層面，日益隱蔽、復雜的內幕交易手段，對于執法部門的監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執法部門應充分利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并加強合作，共同打擊內幕交易行為。

    張志旺表示，需要防打并舉。在防范方面，交易信息的醞釀、形成和披露，涉及各環節及不同主體，應落實信息源頭的合規管理；在打擊方面，對有內幕交易嫌疑的行為應及時查處，另外完善內幕交易的民事賠償制度，盡快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讓內幕交易行為人在民事上承擔應有的責任。

    德恒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陳波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要加強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加大對內幕交易舉報等政策的宣傳力度，嚴格執行刑事移送、刑事立案標準，更有力地震懾內幕交易。